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

語言文化

作者:陳家寶

原載於2008年9月份普明快訊

曾太今年六十餘歲,患上了糖尿病和高血壓,所以要長期服用藥物,今天她因為得了感冒,於是來看醫生。與她閒聊,談及她平常的生活時,她說她並不快樂,因為她覺得自己百病纏身,說自己「福報」不好,年輕時要勞動,退休後又因為身體不好,不能享清福。曾太不是佛教徒,但卻有「福報」這個觀念,雖然她所認識的,不一定是佛教的道理,但卻可以從中理解到佛教對中國倫理文化的影響。
  
研究佛教,對佛教的語言和發展的歷史,要有一定的認識。佛教現存的資料,主要是由漢文、藏文和巴利文寫成。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,還沒有文字的記載,佛所說的法,都是在他的弟子們口中傳誦,方言既不一致,內容也沒有定型。佛教的語言政策,在佛陀時代?已體現出佛教的眾生平等自由的精神,因為佛陀自始就特別提倡保障所有後學後傳佛教的地區、國家的人民,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來學佛和傳教的自由權利。《毘尼母經》卷四云:有二婆羅門比丘,一字烏嗟呵,二字散摩陀,往到佛所,白世尊言:“佛弟子中,有種種姓,種種國土人,種種郡縣人,言音不同,語既不正,皆壞佛正義。唯願世尊聽我等依闡陀至持論,撰集佛經,次比文句,使言音辯了,義亦得顯。”佛告比丘:“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。但使義理不失,是吾意也。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,應為說之。”是故名為隨國應作。在佛滅後的第一次結集,有經律的形成,但第二和第三次的結集,都是口耳相承,並未形諸文字的。直到後四百餘年,斯里蘭卡無畏波陀伽摩王集大德比丘五百人于大寺勘正三藏,載之書冊,才是南傳巴利語系佛典書寫之始,而北傳梵語的佛典,據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說,迦膩色迦王結集毗婆沙,刻文於銅牒,藏于石室,其時大約是佛滅後六百年了。
  
從我們對佛典翻譯的認識,就知道現存的佛經,有不同的譯本,是自然的現象,而意義上有出入,亦是可以理解的。對於大乘佛教典籍,又有所謂「大乘佛說非佛」的問題,但若從語言學歷史的角度來討論,則不須拘泥死纏於這個題目上,同時經中常說:『是法非佛作,亦非餘人作』,所以不一定是佛親口所說的才是佛法。

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,不但在思想上,而且在語言上深刻地影響了和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學術。作為中國人,於接觸和認識佛法,是明顯地有優勢的,而對於弘揚佛法,我們亦可以利用語言上的優點,當談及一些與佛教有關的日常生活用語時,如「緣份」、「福報」、「輪迴」、「結怨」、「放下」、「執著」、「迷悟」、「妄想」、「平常心」、「本性」等,借題發揮,闡釋佛法,以達到弘法利生的目標。